美国大选投票结束，特朗普将重回白宫。
奉行美国优先策略的“特朗普2.0”，将对中美经贸影响几何？
关税大棒料继续挥舞。
关税一向是特朗普的大棒。竞选期间，特朗普提出要对世界各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加征10%以上的关税，对中国加征60%至100%的关税。
加征关税目的之一是增加财政收入。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、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看来，特朗普宣称未来十年可从中国收到4.5万亿美元的关税，这只是一个静态考量。
“实际上，2023年中美贸易额已降了一个台阶，从近7600亿降到6600多亿美元。高关税让很多中国企业不卖给美国，转向其他国家。”刘英向三里河表示，中国在全球的贸易格局已发生改变，特别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十多年来，中国出口实现了多元化、全球化的布局。
“加税最终买单的只能是美国终端消费者。”刘英说。
当地时间11月4日，全美零售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指出，如果对中国加征60%的高关税，美国消费者的年度消费能力可能会损失多达780亿美元。
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向三里河指出，若特朗普经济计划全部实施，对华经贸政策更加激进，其对内减税、加征关税，叠加收紧移民政策将进一步放大美国的供需矛盾，导致美国再通胀风险上行。
“脱钩断链”风险或上升。
特朗普呼吁“制造业回流美国”，计划将关键供应链带回美国。专家认为，美国新政府或继续推动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“脱钩断链”。
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向三里河表示，预计会比拜登时期更为激进地推动中美脱钩，对中国出口、投资等方面进一步加压。
相比加征关税会增加美国居民生活成本，罗志恒认为，限制科技领域的投资和出口政策阻碍小，因此未来美国新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承诺兑现率更高，预计其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半导体、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封锁，或将单边制裁范围进一步扩至先进制造业、生物医疗技术等领域。
“若科技产业合作对美国能够获利，我认为他会去推进，否则或会继续之前的实体清单。”在刘英看来，特朗普倾向于商业利益导向，中美科技合作能否获利是其核心考量。
练好内功尤为关键。
“要以内部政策、改革和预期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。”罗志恒认为，将外部冲击降至最低，最终影响取决于内。
“对冲外部风险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扩大内循环，把控好政府和市场关系，真正释放内需。”屠新泉称，美国新政府政策可能会吸引更多资本到美国去，中国在留住、吸引外资方面会面临竞争压力，要有应对准备，提高市场环境对企业的吸引力。
11月1日，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了《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》。11月6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，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工作。
刘英说，中国是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，正持续释放改革红利、高质量增长红利，吸引着外资企业。“我们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外资能在中国赚到钱，这是第一位的。”